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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现在，每天依然有很多人联系他。有人请他转发寻亲启事，有人问怎么采血结果怎样比对，有人问他怎么寻找孩子，还有更多的人声称有了梅姨和被拐孩子的消息。这些陌生的电话，他几乎没有拒接过。

　　　　另一个最核心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关于提高稳定经费比例的建议，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贻芳已经在两会上呼吁了多年，但收效甚微。他分析，改革障碍可能与中国多头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关。现有体制以项目为核心，各类不同的竞争性项目分别出自科技部、基金委、发改委等多部门，它们只会盯紧自己手里的项目经费，既没有动力，也缺乏能力去全局推动。也因此，近年来只有零星的碎片式改革，比如中科院内部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试点稳定经费支持等。

　　　　“因此，在‘入口’处的基金委在资助时如果过度强调目标的清晰性，则容易导致项目前瞻性不够，相当于喇叭口一开始就收得非常小了，但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必须有一个非常大的喇叭口。”穆荣平说。

　　　　作为中国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的最主要资助渠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2016年专门开辟了一类更长期资助——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其目标是“聚焦前沿、突出交叉”，主要资助对象是高水平学术带头人牵头的多学科交叉团队，进行“五年+五年”的滚动支持，最初每五年提供2亿元经费，如今降为6000万元，但相应扩大了资助范围，每年支持的团队也从三四个逐步增加到十几个。

　　　　在中国提出有关乌克兰危机的中方立场以后，国际社会其实对中国之劝和促谈是高度期待的。特别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之后，欧洲一些国家更多的人相信中国的诚意，以及中国的能力。

　　

　　中新网广州5月15日电 (方伟彬 曾洁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5日发布一批司法保护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典型案例。

　　数据显示，2023年至今年4月，广东法院共审结涉证券、期货、金融理财类纠纷一审案件6623件，涉及标的121.57亿元，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司法服务和保障。

　　当天发布的典型案例涉及证券、期货、基金等多个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权益司法保护，包括依法准确认定实控人为证券欺诈第一责任主体、限售期内以代持方式转让股票合同无效、证券从业人员“代客炒股”行为无效、期货从业者的义务和责任认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及中介机构的信义义务认定等新类型问题。

　　其中，何某诉赵某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是新证券虚假陈述赔偿司法解释实施以来的民事案件判决“追首恶”案例，彰显震慑“关键少数”的立法精神和司法裁判理念。

　　而在赵某与周某、饶某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定定增股票持股股东通过转让和代持协议规避限售期的行为无效；在李某伟与私募基金公司等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中，法院对投资顾问借用私募基金公司经营资质规避监管的行为予以否定，判定投资顾问对投资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完) 【编辑:曹子健】

喻荣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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